海顿诞辰290周年｜动荡世界里的音乐

引子

1740年，正当J.S.巴赫作为唱诗班领唱者被一所满是粗野顽童的学校困扰而奋斗的时候，有一个8岁的农民少年肯定会乐于加入他的唱诗班。彼时，这个男孩刚刚加入维也纳圣斯蒂芬天主教堂的唱诗班。生前默默无闻的老巴赫直到去世也没有听到这个极遥远而又轻微的名字：弗兰茨·约瑟夫·海顿。然而，欧洲音乐的历史却悄然迎来了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光辉灿烂的转折点上，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代表着复调音乐旧时代的巅峰，主调音乐的新时代即将开启，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正是这个男孩——海顿，在之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彻底湮没了巴赫的音乐。音乐艺术中最高贵的形式——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形式、精神和动力将在这个人的手中综合为一种具有可信的逻辑和永恒生命力的风格。德国著名音乐学家赫尔曼·克雷奇马尔称海顿的风格革命是“整个艺术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海顿肖像

快板：音乐革命

多少个世纪以来，除了歌剧以外，大多数严肃音乐都是复调音乐。这些音乐都是由同一旋律中发展出的两个以上的声部构成，它们在同一时间中展现出来，交织成一条和谐的声音线，其中任何声部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巴赫晚年创作出复调音乐的巅峰之作《赋格的艺术》，预告了复调音乐已经发展到它的尽头。在这份最后的“音乐遗嘱”中，巴赫以一个简单的音乐主题引出令人目不暇接的种种对位变化，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可能。于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动力促使作曲家走上简化音乐风格的道路。与此同时，18世纪上半叶键盘乐器的风行加速了这一过程，要想在一架钢琴上演奏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几首五声部赋格，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

有意思的是，最先起来反对以巴赫为代表的老派复调音乐的主要人物，竟然是巴赫的几个音乐家儿子，尤其是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尔·巴赫（史称C.P.E.巴赫），他为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革命奠定了一块基石：奏鸣曲式。这个为主调音乐设计的至高无上的结构，被海顿坚定不移地沿用下来。由于海顿来自深深浸染着意大利传统的奥地利，所以他能够理解新的旋律观念，同时他也具有德意志的圆满技法，这也预示了成熟时期的海顿如何将主调音乐广阔而自由的旋律与复调音乐的变奏与对位完美结合，这一音乐史上的风格革命将在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这两种最高贵的形式（在海顿的时代，音乐家普遍将弦乐四重奏视为音乐的最高形式）中得到展现。

随着管弦乐队的成长和各种古钢琴的改进，音乐家们一直在摸索和找寻某些能够在范围和地位上与这些灿烂辉煌的新媒介相适应的大型音乐形式。有许多已经得到应用的音乐形式超越了单一乐章，比如套曲、嬉游曲、大协奏曲和奏鸣曲。其中，出现了为管弦乐队谱写的奏鸣曲，人们将之命名为——交响曲。如今，海顿常被冠以“交响曲之父”的称号，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奠定交响曲基石的是C.P.E.巴赫：没有奏鸣曲式，便没有交响曲。但是，他开创的事业是由海顿加以拓展、强化和完善的。具体而言，海顿为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的特定主题性组织作出了主要贡献。后世的历史证明了，海顿迈出的这一步同样关键。他抛弃了复调音乐中由单一主题及其变奏发展的主题性组织，取而代之的是由两个主题构成的崭新形式：第一主题明亮、急促、慷慨激昂，第二主题则更加宁静、更具抒情性、更少雄浑的特色，两个主题的呈示和发展都有一套明确的法则。

显而易见，这一奏鸣曲式真正为音乐家提供的东西是一种新的对比因素：在旋律、调式、节奏与和声中发生的丰富多彩的变化。这正是过去的单乐章形式所缺乏的，也是迄今为止音乐在纯形式中创造出的最美妙的观念之一。当然，如果没有管弦乐队的配合，一切都是空谈。于是，我们看到海顿如何组合众多的管弦乐器来为一首交响曲奠基。从18世纪中叶谱写第一部交响曲，到1791年第一次访问伦敦，海顿持续探索着交响乐的配器艺术。在访问伦敦期间，他为一支近40人的管弦乐队谱写作品，其中包括16把小提琴、4把中提琴、3把大提琴、4把低音提琴、2支长笛、2支双簧管、2支巴松管、2把小号和2个定音鼓。此后不久，他又以自己的忘年交莫扎特为榜样，为他的木管部分增加了2支单簧管。以如今的眼光来看，200多年前海顿的这一组合已十分接近现代交响乐团的标准配置（只是在铜管部分缺了如今通常都有的圆号和长号），也难怪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称海顿为“现代乐队配器之父”。

这种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一直持续到晚年，并最终诞生了其漫长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批杰作。终其一生，他先后创作了100多部交响曲，以及与此数量相近的弦乐四重奏。在其成就最高的晚期作品中，首乐章缓慢的引子增强了具有深度的表情和戏剧性的张力，每每陷入沉思和幻境，带有强烈的浪漫气质；同时，末乐章中简单的回旋曲被充分展开的奏鸣回旋曲取代，以此和前面三个乐章的艺术品格相匹配，凡此种种对后世的音乐家影响深远。在这些最杰出的作品中（包括6首弦乐四重奏Op.76和12首伦敦交响曲），海顿将交响原则——通过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变形，发展一种具有潜能的乐思的艺术——推向令人目眩的高度，以至于勃拉姆斯后来感叹，从此“写交响曲不再是儿戏一桩”。

行板：被遗忘的遗嘱

与海顿在世时所获得的推崇和荣耀不同，今天的人们对于他的评价众说纷纭，即使在音乐发烧友的私人榜单中，海顿也常常为人所忽略，这绝对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这一奇怪现象的背后通常被认为包含两大因素：一方面，海顿作为维也纳古典音乐的奠基者备受尊敬，尽管如此他从未走出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个巨人的影子，从而相形逊色；另一方面，海顿的生活相对平稳，并没有多少波澜起伏，不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带有戏剧性的曲折，也没有那么多任性的故事（作为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泼妇之一，海顿的妻子终生挥霍无度，甚至将其谱曲手稿当作卷发纸，或是烤糕点的垫纸，性情温顺的海顿对他容忍迁就长达40年，直到她去世为止）。然而，原因真的如此简单吗？

其实，撇开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位巨人，现代艺术世界在过去两百年来所发生的巨变才是种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尤其是海顿身后的一个半世纪，现代艺术世界经受了浪漫主义最浓厚、变化最丰富的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又经受了激烈的现代主义的熏染。在这个所有的人类艺术都将陆续经过的巨大运动周期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恰恰与海顿所处的那个正规而典雅的时代遥遥相对。在这个巨大的圆周上，我们所处的这一侧，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艺术家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享有完全的自由。在音乐、绘画、文学乃至雕塑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感情上的放纵了。海顿的音乐则倾向于某种克制的情感表达，倾向于古典乐思中稍有一些适度的感性、情感或绘画的特征。同时，鲜明的乐观主义渗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在那里找不到一丝悲观、颓唐和厌世。

可惜，海顿的这份音乐遗嘱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当我们习惯于尊称贝多芬为“乐圣”或“巨人泰坦”，称呼莫扎特为“神童”时，谈到海顿时却只剩下了一个尴尬的昵称“海顿爸爸”。1879年，著名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用下面的话形容这位作曲家：“是的，一位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人见人爱的老爷爷。”在此，海顿对音乐革命性的贡献被完全忽略了。事实上，海顿从来都讨厌那些附庸风雅却不懂音乐的人，为了惩罚那些在音乐会上打瞌睡的贵妇人，他特意在《G大调第94号交响曲》的行板乐章来了一个“于无声处听惊雷”，即当旋律极弱之时突然奏出一个巨大的声响，此举着实将打盹的妇人们吓了一大跳，这首交响曲也获得了“惊愕”（Surprise）的别名。

是的，海顿的音乐从来只为一部分听众带来最大的满足，即他们能够听懂或者以音乐创造的方式品位这一音乐的高要求。他本人深知这一点，既要为音乐行家，也要为真正喜爱音乐的人创作。有一次，他为划掉《D大调第42号交响曲》慢板乐章中的几个小节，在自传中打趣的写道：“这是为太高雅的耳朵写的。”对于听惯了浪漫主义的狂风暴雨式的激情以及现代主义的种种夸张和变形，海顿的音乐似乎平淡无味，而他的价值正蕴含于这种音乐式的风景之中，它是一种真正的纯音乐。德国诗人海涅在谈到关于西蒙尼说所说的话可以非常恰当地引用于海顿：“我们在此找到了最恬静的优雅和质朴的柔美，找到了一种犹如森林中散发出来的芬芳清新以及纯真的天然本性，……甚至还有诗意的境界。但是，在这种诗意中，没有因无限而引起的战栗，没有神秘的魅力，没有痛苦的悲哀，没有辛辣的讥讽，也没有病态的娇美，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健康体质的诗意。”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动荡和不安的世界中，包括漫长的席卷全球的疫情、大大小小的地区冲突乃至国家间的战争，以及无数的猜疑、诡计和敌意……每个人都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前所未为地需要抓住一些具有确定性地、给人安定、稳固和温暖的东西。窃以为，在整个音乐史上，没有比海顿的音乐更具有这种令人慰藉、予人温暖的时间艺术了。所有认真聆听过海顿音乐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鲜明的艺术特征：对生活的热爱、健康的情调、明晰的表达、纯净的感觉、高贵而深刻的情愫、精湛的技艺以及无穷的幽默。是的，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点幽默和自嘲的精神。这正是海顿音乐在当代最被人珍视的价值，因为这在现今的艺术中难以再现。

尾声：马蒂斯的致敬

1917年，正值“一战”炮火中的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完成了杰作《音乐课》（The Music Lesson）。在这幅画作中央——离观画者眼睛高处很近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乐谱，上面用清晰的字母写着“HAYDN”的名字。乍一看，这幅画好像是一首和平的家庭田园诗，这正是画家本人的家庭。左边坐着的是马蒂斯18岁的儿子让，一边抽着烟一边看书；三角钢琴旁的是他23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和17岁的儿子皮尔正在练琴。画家的妻子正坐在外面窗户前的摇椅上，做着手工活。至于马蒂斯本人，则是通过象征来体现的，在此他引用了自己的两幅作品：背景池塘旁的性感裸体画，正是马蒂斯1907年创作的《躺着的裸体人》铜塑的放大；在三角钢琴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1914年创作的肖像画《凳子上的妇人》的一部分。另外，马蒂斯是一位着迷的业余小提琴手，三角钢琴上打开的提琴盒也是他的化身。有趣的是，这架三角钢琴出自如今已享誉全球的普莱耶尔钢琴厂（Pleyel），这家工厂是海顿的学生伊格南茨·普莱耶尔于1807年在巴黎创办的。

在此，海顿作为绘画主题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一个富裕市民家庭的幸福生活场景中，他的奏鸣曲常常用在音乐课上，对初学者来说往往比贝多芬的作品更容易上手。不同于立体主义画家在他们拼凑的画面中所采用的那些素材，这幅画作中出现的文字不仅仅是纯粹的字体，写实的乐谱在此暗示了音乐与绘画的紧密联系（在法国，对海顿持续不断的接受是一种象征）。慢慢地，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幅画作之时，我们会发现在看似安宁祥和的气氛背后，有着许多跳跃的、方向变幻的线条，不正确的大小比例，以及强烈且对比鲜明的颜色，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紧张与不安的感觉。这恰恰暗示了画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随着一战的深入，他的大儿子让即将应征入伍。

我们或许会问，在那个爱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马蒂斯为什么没有选择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弗兰克、德彪西、拉威尔或是福雷的乐谱，而是选择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海顿呢？无疑，这正是马蒂斯向海顿致敬的特殊方式，也是这幅画作所要传达的中心要义：海顿的音乐不仅可以精炼为市民的田园生活，在动荡的世界里，海顿的音乐本身具有一种凝聚和平衡的力量，它帮助我们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寻到一种安定、稳固甚至温暖的力量。无论是极富浪漫主义气息的柏辽兹，还是洋溢着宗教性崇高的弗兰克，抑或品位精致的印象派大师们（也包括拉威尔的老师福雷），都不具备这种力量。

今天，我们对海顿的最好纪念，就是聆听他那些伟大的音乐作品。C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D大调第104号交响曲（“伦敦”）、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Op.76，No.4，“日出”）、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以及晚年的巅峰之作——清唱剧《创世纪》都是绝佳的入门曲目。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写道：“如果天赋和一个好人能够融于一体的话，那么海顿就是一例。他正好走到极限。这个极限把道德带给知识：他写了很多乐曲，都是‘没有先例’的。”在如今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我们恰好可以从这个极限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以更好地安顿自身，克服困难，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