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先生，是因为一块石头，石头呈青赭色，顽硬，实在无法说清楚它的形状，但偏偏这块极不规则的顽石上又生出一个不大的平面，偏偏在这个不大的平面上先生又提了字。署名：真山。真山是先生的号，于是这石头就不叫石头了，叫作碑，大家更喜欢将这碑与先生的名字连接起来，便叫成傅山碑，这下了不得了，傅山碑自然成了文物。于是修碑亭，做栅栏，这文物又变成了一个景点。
认识先生，还是因为石头，这次的石头不是一块，而是四块，四块石头天工成一小石窟，呈介字形，先生远道前来造访，不去县城住客栈旅店，就连龙泉观内正殿道房也不入住，偏偏住进了这小小的石窟中，还与友人在石窟中促膝论道，浪漫出了不少怪异，这石窟先生住了多长时间，人们并不在意，既然先生住过，就不能叫石窟了，于是因地筑一小窗，安一小门，窟就变成了房，叫做介石山房。
中国人极具英雄情结，常为自己家乡出了几位名人自豪的一塌糊涂。对此，中阳人常常会觉得遗憾，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名人中，中阳没有出过这样级别的名人，至少是史籍中无记载，民间没流传。能勉强与中阳挂得上钩的也只有两位来过中阳的外籍人，一位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庞涓，另一位就是先生，庞涓在历史上没有个好名声，总让人说起来觉得不那么的理直气壮，只有先生能满足中阳人的这点虚荣。
于是不少人硬说先生曾多次来过中阳，便四处收集先生来过的物证，把那些似似而非的壁书，碑字硬说成先生的遗迹，再编造一些掌故说辞，这虽然没有史学的严谨，却也可以看出不少的崇敬和渴望。你不可相信也不别苛责，其实研究先生究竟几次到过中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生带有传奇的人生脚步在历史的途程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迹。
先生并不魁梧高大，低矮的介山石房和那盘又短又窄的石炕可做诠证，后来看到先生的画像，证实了我的这一猜测，他的确是一位清瘦干练的老头，他的眉宇间读不出任何的桀骜不驯，除了满脸的文人气息，更像我们家的一位农民堂爷，说话轻声细语，做事慢理斯文。──儒雅，全然是一位做学问的人。
和我的乡亲一样，由于有这一碑一窟的原因，我对先生有着天然的崇敬情愫，这种情愫促使我想对先生有太多的了解，没想到我竟然又冒了一次傻气，原来以为像先生这样蛮声海外的人物，正史中对其应有不乏其祥的记载，经过千辛万苦的查找，我才知道明清两代史书对他毫无记载，与那些远逊于他的所谓“人物”也无法相比，只有一本地方县志中提到先生时仅用于“自幼聪颖”四个字，我才真正体会到旧时史书对先生的“惜墨如金”。
对于这些“正史”的不满，还来自对那些被视为野史和民间传说对先生的不惜笔墨的慷慨，是这些“体制外”的读物让世人知道先生“钟繇小楷入门，后从颜真卿大楷出道，行书学二王，草书追张旭、怀素，“可与石斋、觉斯伯仲”、“清朝第一家”的书法造诣。知道了先生画作山水、梅、兰、竹列为逸品，知道了先生是清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知道了先生精通医术，其医著《傅氏女科》、《傅青主幼科》极为传世，被时人称为医圣，知道了先生的诗有屈原杜甫之风之气，知道了先生是哲文、医学、儒学、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古诸方面的旷世奇才。
这也怪了，如此奇才也许几百年才能出一个，史书为什么会拒绝他呢？是先生得罪了谁，还是史官太粗心了。明清两代的历史缺少了傅山先生，应该是残缺的历史，这个历史的责任该由谁来负？
细想想问题还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傅山应该是一位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就在于他忠于了一个不值得他忠于的王朝，最终他又被这个王朝抛弃，后来他又抛弃了一个认可、接纳甚至尊重他的王朝，他把这个王朝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三十七岁是傅山人生旅程的重要分界，三十七岁之前，正是先生从“自幼聪颖”步入了学有所成的黄金岁月。他的学术生命正焕发着勃勃生机，而他所处的正是一个苟延残喘、日暮西山的大明王朝。十三岁那年他生命中的第一任皇帝明神宗死去，同年明光宗新接位一个月后也被药死，这离傅山“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的辉煌还差两年，这两位皇帝自然不会知道远在山西太原的子民中还有这样一位少年才俊。
三十一岁那年，也就是崇祯九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傅山先生着实“火”了一把。事因是傅山的恩师袁继成被魏忠贤死党陷害，捕于京师狱中，傅山便联合百余名生员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请愿，他率领众生员在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亲自出堂作证，经过近八个月的斗争，终使袁案得以昭雪，这次抗争震动全国，傅山因此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傅山没有想到在这次“火”中他把“义”和“忠”尖锐地对立起来，至少统治集团是这样认为的，他在收获胜利，收获赞扬的同时，他得罪了魏忠贤的党羽，自然也就得罪了魏忠贤，甚至崇祯皇帝，这是一个庞大的体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朝庭，也是他收获了的一个敌人，这一点在他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太原时已成定局，但他却浑然不觉。
他仍在一如既往地忠于这个把自己当作“敌人”的王朝，此后几年他虽潜心研究学问，但始终把明王朝做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先取号为朱衣道人，并为此一生身着红色道袍，以此表示他是“朱”姓皇帝的子民。再取“石道人”之号，表示自己忠于朱家王朝之心坚如石，直至明朝死亡清朝建立后，他改号为“侨松”，表示自己始终是大明之民，只是栖身清朝的“侨民”而已。尽管如此，明王朝却不领他的情，在大明朝厚厚的史书并没有先生的点墨。我想这虽然是种遗憾，但也应该庆幸。因为如果明朝的史官将他写入史书，恐怕也会把他载入逆党暴民之列，这应该是他天大的幸运了。
这一切让我想到了《桃花扇》，想到了秦淮名妓李香君，她虽然身份低贱，但对明王朝的忠诚亦如先生，她同先生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没想到，最大的没想到是她与恋人侯朝宗赴汤蹈火抗清扶明，然而这个风雨飘摇的弘光政权，不要她的报国心，忠君泪，要的是她的俊俏脸蛋，美丽身段，昏庸腐败的官僚硬要把她从奔走呼号的救国战场上拉回到他们的鸳鸯床上，结果血溅诗扇，染成桃花，李香君看够了这一切龌龊，唉一声，走开了。先生好像始终没有看透，一直为这个腐朽的王朝穿着一袭红色道袍。
傅山37岁那年，清军的铁蹄踏破长城，横扫中原，傅山知道他的明王朝已被消灭，然而他不知道的正是这清王朝给他消灭了一个“视己如敌”庞大的“敌人”。
可叹的是，这一回是傅山把清王朝当作了自己的敌人，理由很简单，清朝的统治者是满人，这个理由和我的那些不识字的爷爷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我的那些不识字的爷爷们在忍受了剃头留辫的屈辱后，心甘情愿地做了大清朝的子民，而先生却在这时换了一个“侨松”的名号，做了一名试图反清复明的斗士。
其实连傅山也明白，明朝是一个胡闹的朝代，就皇帝而言，除朱元璋、朱棣外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的亲爹妈的名份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候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喜欢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这样一群人渣皇帝只能荒废朝政，祸国殃民，这样的朝廷亡了也罢，但傅山还偏偏为它发起了冲锋，矛头直指清王朝。
傅山四十九岁，应该是顺治十四年，毫无章法的河南宋谦起义又很快失败，倒霉的宋谦狱中又供出了傅山，先生便与儿子傅眉一起入狱，他的兄弟傅止也遭审讯，这次他吃了大苦头，“绝粒九日，几死”。“谓不若速死为安”，终因宋谦死去，死无对证，而先生又“抗词不屈”，得以释放，这就是震动朝野的“朱衣道人案”。虽然这次他大难不死，但这回算彻底得罪了清王朝，他与他的清王朝彻底摊牌，斗争真正地公开化了。
这件事就性质而言，要比当年赴京救师的事严重的多，也轰动的多，如果落在明朝皇帝崇祯和奸佞之人魏忠贤手里，先生有几颗脑袋也得搬家，那身朱红色道袍也许早已成了他的丧服。但对这事顺治皇帝好像没有太在意，整个清王朝也好像没有太在意，出狱后他没有受到任何的监视限制，他可以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的呤诗作赋、书法绘画，可以自由的四处云游，悬壶济世，这比起后来文字狱惨案来清朝的皇帝对他可算宽大无边了。傅山对清朝的宽大并不领情，他穿着红色道袍出发了，看上去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修道之士，歇脚、打尖自然是道观，庙宇。他背上背着挞链，里边是《傅氏男科》、《傅氏女科》等医书，当然也少不了那一包银针，望闻问切，针灸推拿，治愈过多少疑难病症，谁也没有统计。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他一次次出行的真正目的，真正的身份。他遍游山西，远赴山东，会顾炎武、申涵光等反清名士，还与山东起义领导人闫尔梅秘密会唔，试图推翻清王朝，然而傅山既不是运筹帷幄的战略家，也不是冲锋陷阵的将军，他们的这些行为在雄才大略的康熙看来太小儿科了，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的干干净净，应了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老话。
傅山反清复明的举动，康熙是清清楚楚的，但康熙没有计较这样一位秀才，甚至竟装出根本不知道的样子，不管是出于安抚拉拢，还是文化认同，全国人和和气气吃一桌“满汉全席”总是好事，康熙把“酒宴”都摆好了，先生却死活不肯赏脸，这就是著名的诏举鸿博。康熙十七年，先生受李宗孔等推荐应康熙“亲试录用”的博学宏词考试，傅山称病推辞，最后被强行抬到北京，仍托病卧床不起，康熙派宰相冯溥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探望劝说，他仍拒绝考试，这时的康熙让步了，不但免去了他的考试，还授封他“内阁中书”之职，但傅山仍不肯叩头谢恩，康熙不但不恼，而且是再次让步，还表示要“优礼处士”。并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存问”，礼送他回归太原，可以说康熙是给足了傅山面子。
尽管康熙对傅山那身朱红道袍并不顺眼，对傅山的张狂傲慢心中不阅，要他脑袋搬家有个眼神就足够了，但康熙忍住了，不管目的如何，康熙已做到了低三下四，这正是政治家的胸襟和风度，没有谁会笑话。为此康熙还感动了一大批亡明遗士，心甘情愿俯首称臣，傅山不领康熙的情，也大大收获了“尚志之风”“介然如石”的美誉，看来是一种双赢，但让人总觉得这里缺了什么。我常想满州的白山黑土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点傅山先生也绝不会否认，满族人是中国的百姓子民，先生也应该非常认可，如果有外来势力侵占这片国土，杀戮欺压这里的人民，先生也一定会奋起反抗，声讨鞭挞，然而当这群人要来统治中国，即使以相对的清明政治取代明朝之类的腐朽统治，先生却不干了，就视之为仇敌，如此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损失是他们的收获难以相比的。
如此，这应该又是一种悲剧。
康熙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傅山逝世了，浩如烟海的清史中同样没有给他留下点墨，也许这也是康熙、清王朝对傅山的报复，却也为我们又留下了一部残缺的历史。从这一点看来，他们两位又都输给了这位巨人历史。
我站在石碑前，骤神凝望，凝望着隐没在历史云雾中的那一位清瘦干练的老年长者，那一袭长长的朱衣道袍。
